散文｜胡瑞祥：地瓜情

地 瓜 情

□胡瑞祥

地瓜的学名，应该称之为红薯。但是，因为地域不同，地瓜还有许许多多的别称。比如：甘薯、红山药、金薯、白薯、玉枕、红苕、山芋、地蛋等等。在江南，人们称红薯为番薯或番茹。有记载证实，那是为了纪念先人们当年冒着极大风险，在殖民者的严密封锁下，凭着中国人的大智大勇，硬是在西洋人眼皮子底下，从东南亚带回来种苗，地瓜从此得以在中国江南大地上落地生根。据说，乾隆皇帝下江南时，才第一次品尝到这民间的美味。他了解到，此物不但易成活，而且产量高，可助民间抗饥度荒，遂决定在江北也渐次推种。鲁西北这一带，还给红薯起了个特别接地气的称呼，“山油”。之所以称其为“山油”，也许是方言所至，也许是因为人们发现，当蒸熟的地瓜放凉了以后，会在它的周边凝结成如膏似脂、甜如蜜甘如饴的奶白色油状物，所以称它为“山油”。冬春季节，农家孩子手里少了可玩耍的东西，家人们会从窨子里捡出几块儿不成器的地瓜，放在锅里熬煮，待地瓜煮烂乎了，用笊篱把地瓜捞出来，然后把剩下的地瓜水接着熬，汤水就会渐渐变得粘稠，趁热把这稠汁倒在碗里晾凉了，用筷子一搅，稠稠的像是黏粥了，就能给孩子们用小木棍粘上一团缠着玩儿了。这个东西就叫缠糖。它既可给孩子当玩具又可以随时入口解馋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农家要想种地瓜，得自己选留一些地瓜做母子，到初春时节在自家炕头上育苗。也可以到集市上购买秧苗。有一天，中午放学时正赶上散集，有一个卖地瓜秧子的，把剩在筐里的泥土烂叶倾倒在路边，我发现泥土里好像还有一两棵秧苗，急忙跑过去，把这两颗秧苗从这些垃圾中捡出来，一边手捧着秧苗往家跑，一脸兴奋地吟诵着刚学到的诗歌：“昼出耘田夜绩麻，乡村儿女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荫学种瓜。”来到家中，我用铲子把它种到土里，每天浇水，看着它慢慢地长出新叶，秧子也越来越长了。等到下霜以后，家人们去刨地瓜回来，我也让父亲和哥哥帮我把地瓜刨出来共享。他们兴致勃勃地拿来铁锨，挖到一尺多深了，也没有挖到地瓜，只挖出两条手指粗的地瓜鞭。

几百年以来，农家就是这样年复一年的自己繁殖秧苗，地瓜品种严重退化，秧子疯长，地瓜的产量却越来越低。为了提高产量，农民得冒着酷暑去地瓜地里一边翻秧子，一边用力摔打秧子，以防止秧子生长过旺，影响地瓜收成。直到下霜了，人们才舍得割秧子刨地瓜，再小心地用篮子运到窨子里，码到铺着干沙土的秫秸把子上。就是这么小心翼翼地侍候着，不少地瓜还是被传染上黑斑病，很容易腐烂变质。

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，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中期，农业科学家成功地培育出了称之为“胜利百号”的地瓜新品种，并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。这“胜利百号”，具有易成活、秧子短、块茎大、能密植、产量高的特点。地瓜单株可产七八斤甚至十几斤。而且地瓜含淀粉量高，可切片干储，也可制成淀粉做粉条，还可以酿酒。

上世纪50年代末的秋冬季，父亲每天给我书包里放3块地瓜，当作一天的口粮，供我往返12公里上学。就是这每天3块地瓜，帮我完成了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，累计达1500公里的行程和学业。正是从那时候起，养成了我大步快走的习惯。

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不管你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，地瓜及其衍生品，都是人们每天必备的重要食物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地瓜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，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“胜利百号”大地瓜，已经变成了老一代人的记忆。那种吃“胜利百号”时被噎着的窘态，也成了老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了。

70多年来，地瓜予我可谓情深义长。因此，每到秋冬季节，如果家里见不到地瓜，心里就觉得空落落地。前些年，我重点买又甜又面又有栗子香味儿的“北京红”。这两年学会网购了，诸如海南澄迈的富硒地瓜，广西的紫薯，陕西的板栗地瓜，唐山蜜薯，胶东烟薯，四川白薯等诸多品种，我都要购买一些品尝。有时，我会把每个地方的地瓜都蒸上一两块儿，放在盘子里，轮番品尝。一边细品着风味各异的地瓜，一边想象着各地的风光。我好像感受到了海南的旖旎，广西的秀丽，陕西的粗犷，燕赵的壮美，山东的沉稳。

地瓜，它虽然不再是我生活的必须品，却是丰富我人生、记忆和餐饮的绚丽浪花。